近日，知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鄭永年先生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了題為〈疫情面前的反思：何時能見到一個科學生活的中國？〉的評論文章。

英國 路透社報導，英國外交部18日表示，他們正努力籌派專機到日本，撤回鑽石公主號上的英國籍乘客。」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執行官周志浩解釋，列為感染區的意義在於，待過船上的外國人如果要入境，可以給予適當限制跟處分，本國人則必須依國家法律規定，必須執行法定義務。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15日宣布將派專機接回加國乘客，乘客登機前將先進行症狀篩檢，表現出武漢肺炎症狀者將禁止登機，並轉移至日本衛生體系接受適當醫療。郵輪成為「小武漢」，各國研議包機撤僑 （中央社）中國爆發武漢肺炎疫情，停泊在日本橫濱港隔離檢疫的鑽石公主號郵輪病例暴增，儼然成為迷你版武漢，郵輪上來自50多個國家地區的船員與乘客，各國如何因應撤僑，備受關注。另外依照日本的規定，19日隔離期滿且檢測呈陰性反應者可以下船自由行動，但搭包機返國的乘客仍需要接受隔離，這也讓多名國人乘客怯步。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這一架專機有15個座位，載有醫療隊、檢疫人員以及外交部工作人員，此行將接回5人，包括4名韓國公民及1名日籍家屬。這些美國公民返國後，需進行14天檢疫隔離。

而我國的包機還在談，今（18）日稍早傳出有鑽石公主號旅客不想搭包機回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傍晚宣布，鑽石公主號即日起列為武漢肺炎感染區，船上所有人若返國，必須統一包機回台，並且依法接受隔離、檢疫等措施。南韓 南韓總統專機（空軍3號）今日中午12時2分從空軍基地首爾機場啟程飛往日本，預定明天清晨接回停靠在日本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郵輪上4名韓國公民及1名日籍家屬。同時，他又將『相信政治』與『相信權力』混為一談。

中國政治啟蒙的冰火兩重天 鄭先生認為中國政治啟蒙過度的依據是：「五四運動被視為中國的政治啟蒙運動，而非文化啟蒙運動。余先生認為五四運動可以分為「小五四」和「大五四」。「小五四」是因為巴黎和會引發的愛國政治運動，「大五四」則是後來新文化運動鼓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官方從上到下不遺餘力地在灌輸他們屬意的政治啟蒙，少部分左派和右派在兩種政治啟蒙間拉鋸，大部分中間派處於歲月靜好的無政治啟蒙狀態。

近日，知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鄭永年先生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了題為〈疫情面前的反思：何時能見到一個科學生活的中國？〉的評論文章。再然後，等待下一次災難降臨…… 鄭先生批評中國的政治啟蒙過度，應該以更辯證的觀點來看。

中國民眾的總體政治觀念，與國際社會的現代政治觀念，還有相當差距。我們知道鄭先生一貫以來主張小政府，他在文章最後還建議政府須分權社會，讓社會自覺組織起來，讓社會的每一分子成為社會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從而對社會負責。另外，兩位先生都從自己的專業背景出發分析了政治和科技，也就是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界追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但是他們都忽略了「墨先生」（Moral）的重要性。用政治方法來組織國家、拯救國家，中國成功了。

然後，大力宣傳這種體制的優越性、合理性。」 至此，筆者想對兩位都提到的政治啟蒙做一個簡單的定義，釐清可能產生的誤解。評論批評中國社會對疫情的反應過於政治化，而疏於科學反思，「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學」，接著從歷史與現實乃至國際比較出發，斷言中國社會「政治啟蒙過度，科學啟蒙缺失」，最後呼籲中國需要全面科學運動。」 這樣看來，今天中國的政治啟蒙其實是冰火兩重天。

從更寬範圍看，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在於「政治啟蒙缺失，科學啟蒙部分缺失、部分過度」。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中共政權認同的政治啟蒙的共同點是「忠於國家，服從領袖。

這其實也產生了兩種政治啟蒙，愛國是當時北洋政府甚至後來的國民政府和中共政權都認可的一種政治啟蒙，而「大五四」的啟蒙是知識界為代表的爭取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啟蒙，這種政治啟蒙無疑對主張專制獨裁、大權獨攬的政權構成了威脅，所以從北洋政府到今天，官方所詮釋的「德先生」和普世價值的民主不一樣。筆者認為，「墨先生」也就是道德的地位不是從屬於政治和科技的，政治和科技的啟蒙到位了，並不代表道德的啟蒙就到位，當然政治和科技都會影響道德，道德有時也會反作用於政治和科技。

但對於『右派』民眾而言，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好的政治體制，是制約權力、限制權力的體制，而非『相信權力』的體制，因此，『相信政治』與『相信權力』完全是兩回事。混跡於中共官場的人都知道，在各種領導講話和案牘中經常提到「講政治」或「講政治站位」這個詞，這其實就可以看作是中共的政治啟蒙，今天它的內容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在這種政治啟蒙下，可能產生兩種極端，也是很多網友提到的：這個事件以國家主義的失敗開始（輿論管制、欺上瞞下、官僚主義、麻木不仁），以國家主義的勝利結束（全民動員、戰時機制、舉國體制）這兩者對『左派』民眾也許不存在重大區別。從更寬範圍看，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在於「政治啟蒙缺失，科學啟蒙部分缺失、部分過度」。」 這樣看來，今天中國的政治啟蒙其實是冰火兩重天。

筆者認為，兩位知識淵博的先生從這次疫情出發，對中國政治和科學啟蒙是否過度化的分析，各有令人信服的一面，也分別有片面不足之處。中國民眾的總體政治觀念，與國際社會的現代政治觀念，還有相當差距。

在西方列強面前，民族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危機，救國自然成為政治主題。」 余先生顯然不認同這一觀點，他認為：「鄭教授此處指出的迷信『權力』、『順民』意識的問題，主要是中國『左派』民眾而非『右派』民眾存在的問題。

鄭教授此處再次犯了前面的錯誤，將左右兩派民眾『一勺燴』、將兩個不同概念『一勺燴』了。混跡於中共官場的人都知道，在各種領導講話和案牘中經常提到「講政治」或「講政治站位」這個詞，這其實就可以看作是中共的政治啟蒙，今天它的內容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在這種政治啟蒙下，可能產生兩種極端，也是很多網友提到的：這個事件以國家主義的失敗開始（輿論管制、欺上瞞下、官僚主義、麻木不仁），以國家主義的勝利結束（全民動員、戰時機制、舉國體制）。政治的優勢在於組織，在於政治意識。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中共政權認同的政治啟蒙的共同點是「忠於國家，服從領袖。這其實也產生了兩種政治啟蒙，愛國是當時北洋政府甚至後來的國民政府和中共政權都認可的一種政治啟蒙，而「大五四」的啟蒙是知識界為代表的爭取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啟蒙，這種政治啟蒙無疑對主張專制獨裁、大權獨攬的政權構成了威脅，所以從北洋政府到今天，官方所詮釋的「德先生」和普世價值的民主不一樣。

然後，大力宣傳這種體制的優越性、合理性。用政治方法來組織國家、拯救國家，中國成功了。

筆者認為，「墨先生」也就是道德的地位不是從屬於政治和科技的，政治和科技的啟蒙到位了，並不代表道德的啟蒙就到位，當然政治和科技都會影響道德，道德有時也會反作用於政治和科技。中國的政治啟蒙過度更準確地說是專制集權的政治啟蒙過度，而民主分權的政治啟蒙嚴重不足。

但是中國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分權的社會，習近平上臺以來反而在不斷集權，打壓公民社會、宗教信仰和言論自由，社會自治的基礎蕩然無存。另外，兩位先生都從自己的專業背景出發分析了政治和科技，也就是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界追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但是他們都忽略了「墨先生」（Moral）的重要性。

武漢肺炎持續肆虐，給中國和全球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在人們「談肺色變」的同時，一些專家和學者也在分析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今天中國的悲劇，他們有時還因為觀點相左，擦出一些火花。在武漢肺炎大爆發的同時，很多中國網友也在提醒人們美國的流感造成了上萬人死亡，言外之意比是比武漢肺炎嚴重多了，為什麼沒有人關注？沒有人批評？那是因為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小政府，掌握有限的權力就意味著承擔有限的責任。余先生認為五四運動可以分為「小五四」和「大五四」。

近日，知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鄭永年先生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了題為〈疫情面前的反思：何時能見到一個科學生活的中國？〉的評論文章。政治成為主題既有其優勢，但也不可避免其劣勢。

我們知道鄭先生一貫以來主張小政府，他在文章最後還建議政府須分權社會，讓社會自覺組織起來，讓社會的每一分子成為社會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從而對社會負責。評論批評中國社會對疫情的反應過於政治化，而疏於科學反思，「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學」，接著從歷史與現實乃至國際比較出發，斷言中國社會「政治啟蒙過度，科學啟蒙缺失」，最後呼籲中國需要全面科學運動。

官方從上到下不遺餘力地在灌輸他們屬意的政治啟蒙，少部分左派和右派在兩種政治啟蒙間拉鋸，大部分中間派處於歲月靜好的無政治啟蒙狀態。我們承認世界各國人民享有『共同價值觀』，簽署了《世界人權宣言》，我們24字『核心價值觀』的含義與發達國家信奉的價值觀也無本質區別，但我們卻批判『普世價值觀』的提法，非得強調自己的特殊性，在實踐過程中也總是加以這樣那樣的過多『定語』限制。

(责任编辑：广元市)